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汉娜·阿伦特在见证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之后，作为审判报告写下了这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阿伦特在书中描述了耶路撒冷审判的整个过程，艾希曼曾经作为纳粹高官参与屠杀犹太人，这是一个尽职守则，渴望升职，喜欢夸耀自己并且只会说‘官话’的人，他承认他做过的事情，又会极力反驳对于他的诬陷。于是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作为副标题提出了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话题——“平庸之恶”。 ‘平庸’这两个字似乎只在文中最后才出现过，这个平庸并不是说这样的人到处都是，而是说一个特征，就是‘没有思考能力’。艾希曼并不愿意去直接作恶，他害怕看见人被处死，靠着并不能完全自洽的官话去安慰自己，和那种明知道是恶还愿意去执行并因此获利的人并不一样，我想，这也是阿伦特称其为平庸的原因。

我本想讨论有关平庸之恶的触发原因和解决方案，但是实际上那只是集中在这本书的结语和附言中的内容的延伸。这本书大量篇幅描绘了当时遣送犹太人的经过，主要的庭审时出示的证据和与艾希曼的相关性陈述。让人心情低沉的原因正如阿伦特的那句话：“……只要一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一次，重现的机会就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概率。纳粹罪行有可能重演还有更具说服力的特殊原因。现代社会的人口爆炸与新技术手段的发明碰巧并肩而行：一方面，大部分人口被迫成为‘过剩’劳动力；另一方面，原子能的发明促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人们随时都可以通过毁灭来解决‘问题’。”若是未来重现了这种罪行，无论是种族屠杀的形式，甚至是一种基于智商的偏见，人们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更好的解决问题？这仍然是无解的。

艾希曼的职业生涯中有两个转折点，其一是参加了万湖会议之后，发现自己的所有上司都认为可以进行针对犹太人的屠杀，这极大地分摊了个人对此的负罪感——自己仅仅只是个下属，所以到时候如果出事总会有上司来承担责任——可是战后分摊责任时这些上司早已送上了绞刑架。其二是，当下令停止运送犹太人去死亡集中营时，艾希曼认为这违背了希特勒的口头命令，亦即法律，所以艾希曼仍然有为了继续运送去做努力的意愿。

一个人的行为不可能简单地去估量。甚至有人会说艾希曼可能从小就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所以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或者说他所认为的好与坏，和正常的道德规定的好与坏是不一样的。然而我更倾向于认为他存在最基本的好坏的认识，基于他去参观集中营的时候，根本受不了有人在他面前死亡这件事。然而他的做法不是断然离开这个官僚体制——他在这其中能够获得荣誉感，而是选择接受一些信念去无视这个现实，与此同时，处理犹太人是关系着官僚体制中每一个人的晋升问题的大事，甚至大家竞争性的去执行。艾希曼的确成功的让自己的内心不再为此感到不安，就像枪杀无辜之人的军人一样，让他们去违背自己内心不能杀人的准则十分困难，甚至他们所信的教义也规定杀人违背了神的意愿，但是，仍然不是没有办法。这个办法不是让他们直接转变成相信杀人是好的，而是让他们认为杀人是痛苦的，但是他们必须承受这样的痛苦，因为为了国家这是值得的。

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的道德体系能够表面上没有矛盾地保持运行就好了并不会仔细去思考其中的疏漏。那么与此同时犹太人警察在这里就更加具有悲剧色彩，因为他们负责运送犹太人去集中营，最后他们自己也进去了。当然，人不应该因为自己会受到惩罚才知道这件事自己不应该去做，但是在政治领域，似乎存在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现象，即若是设想当时的纳粹帝国长期建立下去，这么一批官员仍然是功臣，根本谈不上会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从而，似乎可以认为，道德虽然规约着人们的行为，但是有一些时候，并不是以道德作为评价自己是否要做这件事情的标准的。并且可以设想，当时德国大量失业，那些长期处在温饱边缘的人，仍然愿意从事一份工作来获得一些钱来换取生活所需，哪怕这些工作是和最终处理犹太人相关的。当然基于维护自己性命的选择相比于有一个更好的地位更加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

并且阿伦特指出，犹太人评议会的首领成为了纳粹的帮凶。由于这是一个从移民到送到集中营再到送进死亡集中营的过程，一开始犹太人评议会的首领会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相当于“如果送走100人能够救200人的话，那么这样做就是值得的”——基于一些道德学说的确合理。但是后来德国要求200人的时候，他们仍然觉得剩下的多数能够生活就已经很不错了。直到最后是所有人，并且送往的目的地是死亡的时候，他们改变了看法，一些首领选择了自杀——虽然这实际上毫无用处。人们在争论为什么没有一个犹太人评议会的首领将犹太人所要到达的目的地告诉这些被遣送的犹太人。但是如果说逃跑，被抓回来也是死，以及如果最后难逃一死，那么提早告诉这些人真相，让他们痛苦这么长的时候，不如不告诉他们，这么想的话，似乎也具有一定的道理。唯一的问题就在于，为何这些首领能够代表他们做决定？犹太人相信他们的首领能够做出最好的抉择，但是实际上的结果让人不敢置信。

也许只有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才觉得可能存在另外一种选择，而对当时的当事人来说，是根本意识不到的。也正如阿伦特对于这样的“平庸之恶”试图提出的解决办法——去思考，一样，并不是一个可以推广到大众的方案。阿伦特的思考是哲学意义上的思考，但是这对很多人来说十分困难。相比于个人的思考，也许制度上的规约更加重要。若等到恶法建立，多数人经不起考验，就已经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