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伦理学导论之一）

经典功利主义（classical utilitarianism）的初衷是为了寻求一种道德哲学，以便为社会改革和评价社会制度提供合理依据。它希望阐明的问题是：什么价值可以用来说明行动的道德正确性？

首先需要介绍一下后果主义，什么是后果主义？后果主义的意思是只要我们通过行动来取得的目的足够好，目的就可以辩护手段。比如，如果死刑惩罚能够降低犯罪，提升人们的安全，甚至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人类生命的尊重，那么这种惩罚就可以得到后果主义的辩护。即这种立场以未来的行动结果来判断行为过程。

经典功利主义是一种形式的后果主义理论。实际上有很多形式的后果主义理论，不同的价值理论都可以用来作为不同类型的后果主义的一个基础。经典功利主义采纳了一种快乐（福利）主义的价值论，所谓快乐主义，即把快乐设想为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把痛苦设想为唯一没有内在价值或者是具有负面价值的东西。其他的价值理论也可以把正义、平等、公平等价值看作道德行动的目标。举例来说，通过个人努力可以达到一定的成果，但是在自然不平等的环境下却会产生不公正的结果，如果一个社会有能力做到纠正自然环境的不平等，但是却没有做，那么以平等作为价值来看的价值论便可以因此认为这是不公正的。

解释完了经典功利主义的定义，那么如何根据经典功利主义来确定一个行为的效用呢？它有以下5个基本特点：

1.正确的行动是总量最大的价值行动；

2.后果必须与个人的福利相联系，只有对福利产生了影响的这些后果才属于判断标准；

3.应该考虑到该行为能够影响到的所有个体的福利，也包括行动者自己——自己和他人都是需要同等对待的；

4.要同等地对待对所有人带来的利弊，其一是指和行为者自己有关系的个体比如朋友亲人并不能因此得到优先，其二是指可以优先考虑社会上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一些群体（差别原则：因为导致人贫富差距的原因不是能够自愿选择的，所以需要社会来加以纠正）;

5.计算总体结果的方式，是把所有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加在一起。即集聚（Aggregration）。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实际效用和期望效用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一个行为实际产生的结果，会与行为者期望的意图产生偏差；以及对于后果的判断，可以无限延伸对于各种事物的影响。这样就会导致对于实际后果的计算是难以做到的。

但是尽管如此，在一个人积累的经验下也是能够知道一个行为在正常的情况下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因此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期望效用来调节自己的行动的。

功利主义指定了7个指标来具体计算行动的效用。但是这里也存在问题，如何量化这些指标？

相对于边沁认为功利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快乐，密尔则强调福利，福利是由幸福构成的。密尔的幸福概念十分复杂。

同时密尔区分了低级快乐和高级快乐。如何判断低级还是高级快乐呢？密尔认为，有能力了解这两个快乐的人们都把其中一个快乐置于另一个快乐之上，那么这个最上方的快乐就是高级快乐。

那么这个理论是否完善？有人提出了反驳，一个人之所以能认识到X的价值，是因为他具有看到X价值的能力。那么对于不同的人所具有的不同能力，便不能一概而论，并因此推断出适合所有人的对于高级和低级快乐的区分。

为了应对上述的反驳，功利主义找到了一个出路。功利主义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欲望/偏好的满足都与个人幸福/生活良好有关，比如无意义的、只能够对遥远的将来产生结果的欲望/偏好，比如一个人希望他死之后能够有一个好名声，或者一个人希望通过对他人造成伤害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偏好，这些并不属于功利主义的行动结果可以计算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说，功利主义做了一个限定：只有与我们自己的生活相适应的欲望/偏好的满足才对我们的福祉具有主要性，而且，只有内在偏好的满足才最重要。内在偏好的意思则是，我们欲求那些东西不是因为它们是实现某个其他目的的手段，而是因为它们自身的价值。

与此同时，我们偶尔会基于错误的信念、个人偏见等基础上形成一些欲望/偏好，但是功利主义认为这些就算得以实现，也无法让我们过得好。只有我们在理性的，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具有或形成的欲望/偏好才表达了某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真正有益于个人幸福的东西。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幸福的概念具有复杂性。一方面是，幸福是否的确包含有一种主观感受？如果是，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客观列举理论对于界定个人幸福的适当性；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受到了蒙蔽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根据他的主观感受评判他的幸福？如果幸福/福祉概念本身就是不确定的，那么功利主义在实际应用上就会存在困难。

但是若不考虑功利主义在其幸福/福祉概念上所面临的困难，功利主义的思想在直观上就很有吸引力。但是与此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批评。

对功利主义的一个批评是，根本没有时间计算后果从而决定自己的判断去行动。

这里的反驳可以举出规则功利主义。规则功利主义是说，与任何可供取舍的规则（或规则系统）相比，对某个规则的普遍接受和服从是否能够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用，一般需要遵循长期来看具有更优效用的规则。

还有一个批评是，对功利主义来说，任何不是最好行动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但是人们经常选择并不是最优的选择。比如花费10美元就可以去援助贫困的人，如果一个穷人没有这笔钱在将来就可能会被饿死，但是行动者却很可能偏向于自己用这10美元去看一场电影。如果一个人总是要遵循功利主义的原则去从事慈善，这是否就限制了这个人的自由呢？它要求人们放弃合法拥有的物质，甚至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个人生活计划，只要有利于功利主义的目标。那么这是否就产生了人的异化？

威廉斯则说，自我价值追求是个人来说有意义的，只有当人因为个人内在理由而行动时才是自由和自主的。比如高根，一开始的行动时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后来的贡献（艺术成果）却是属于全世界的。所以对行动的反思不能够超过一个人内心所具有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呢？主要是自己的生活计划。

功利主义的负面责任学说（negative responsibility）认为，一个人需要对自己有能力做但是没有做的事情负责，它要求一个人为了功利主义目标而放弃自己的个人生活计划。功利主义把一个人从其根本计划中异化出去，因此破坏了其个人完整性。

功利主义者对此的回答是，道德要求能够使严厉的但无需是不合理的，只要我们认识到功利主义的要求可以是合理的，我们就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生活计划，在促进个人利益和以某种方式帮助贫困者之间维持某种合理的平衡。以及有两种缓和道德要求的方式：1.利用规则功利主义和公平分摊的思想。规则功利主义需要完全服从，但是在部分服从的情况下，一个人只需要做自己只是在充分服从的情况下应当做的事情，即可以导致一个良好的结果。比如一个小孩落水之后，在岸边的很多个人，只要有至少一个人试图去救下落水的小孩，就达成的目的。但是这种思想，并不太符合功利主义的初衷，同时也不太符合道德直觉。2.道德和政治并不能完全分开，需要设计和实施更加爱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

对功利主义的批评还有只注重结果，没有考虑每个人是独立的个体，也没有考虑公平正义。功利主义对此的辩护是，最好不要打破日常的道德要求，因为这样可以使长期效用最大化。

并且有人批评功利主义无视特殊关系和特殊义务。人类生活会具有一些角色义务和责任，由于个人在这些关系中具有重要性，由此产生的义务在分量或优先性上也不同于我们对其他人。功利主义对此的辩护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在现实世界中资源分配已经不平等，强调特殊义务的重要性会加剧不平等，其二是，相互尊重的护爱的快乐对于提高人类福利做了最大的贡献。

功利主义的发展方向有动机功利主义（motive utilitarianism）、决策论后果主义，这里不再详述，有兴趣的话可以自行查阅。

中国人的信仰

大约在同一时间段内，汉朝和罗马都将其文化发展到了当时的极致。罗马最终接受了统一欧洲文化的基督教，而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直到它衰落下来之前也没有成为中国的国教。所谓的信仰并不一定指宗教信仰，那么还有什么是能够作为中国人行动指南的东西？

从汉朝独尊儒术开始的儒家价值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毁，Mao思想被证实不适合当下的中国而是变成了一些空泛的口号，而在Deng改革开放带来了半资本主义的国家之后资产阶级价值观也没有被固定下来，那么接下来中国人有什么是能够信仰的吗？

自然是赚钱。

由TG权力垄断带来的“共同利益”这一意识并没有得到具体实现，并且由于公民社会的孱弱，人们自发形成的社会团体以及诉求被政府基本无视。

如今的中国人处于一种精神空虚的状态，于是在宗教的领域，尽管充斥着逮捕监禁和拷问，却依然阻止不了扩张。而政府对宗教及其会带来的动荡也加以严格的管束。

一些受过教育的人们认识到古典自由主义提出的“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然而这样的讨论只能在熟悉的人之间私下讨论而不能公开拥护。中国人在公开场合对政治的态度基本上是不闻不问。

中国内部存在很多流动并且分散的异见和不满。而政府对此的应对方法为镇压和逮捕首要人物，并且对新闻机构实行自我审查。很多事件的真相唯有围墙之外才能诉说。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的信仰是赚钱？

其一是由于建国之后，需要经济发展起来以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

其二是经济发展期间，一些个人和省份会比其他的更快变得富裕，不平等的问题开始出现。

其三是国家在人民参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抑制，导致很多非经济问题通过经济来解决或掩盖。

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努力赚钱的行为是被鼓励的，同时先富起来的人们带来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却做不到先富带动后富），法制的不健全带来了取巧的获利方式，于是似乎除了赚钱没有一个更好的适合去执行的生活目标，并且达成了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上的契合。

重新发现社会

这是我第一次看一本书看到如此地顺遂心意，一度让我警惕到它是否是在刻意迎合我的口味。从中国2008年左右的各种时事到各种旁征博引，让我自愧不如——我根本写不出来这样一篇彷佛概括了我大部分想法的书。

重新发现社会，从头开始了解历史，了解各个学者为了人类社会所争议的思想，了解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为了什么目的而产生的，又需要为了什么目的去再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了解人所聚集起来的社会究竟具有怎样的力量和发展的前景。我站在社会学的大门之前，所想的也只有：绝知此事要躬行。

以下为该书的概述：

第一章 国家与社会

“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由于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愿望而变为无害”——弗里德曼

*这一章主要说明国家是什么，目前中国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状况，以及一些负面预警，国家该如何促进社会发展，如何形成小国家、大社会的局面以及这种局面的好处。

犬儒主义：没有理想，玩世不恭，冷嘲热讽，对现实不满却又远离政治和社会运动，带着一种自命清醒的虚无主义，从不与强权对抗。约翰 密尔曾经指出，在一个政治压倒一切的社会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容易变成犬儒。对统治者而言，他们并不相信他们所宣讲的那套理论和原则，这些只是维护权力的手段以及镇压反抗的借口；对被统治者而言，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处于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很容易转而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息，尤其是在试图反抗又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后。

社会动荡和社会溃败：如今政府反复提到“维稳”思路，但是目前中国发生大规模动荡的可能并不大，因为人们都在关心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群体性事件等问题。而可能对社会产生威胁的是社会溃败，最核心的现象是权力的失控，即权力成为不但外界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而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则表现于潜规则盛行，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

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政治社会为星状体结构，而公民社会为网状结构。政治社会的情况，中央政府在隔断民间的横向联系后，实际上也将社会的‘救亡’机制一并剔除。若是凡事都指望中央政府，社会自救很难展开，一旦中央政府垮了，整个国家便垮了。那么如何建立起一种制度文化，使社会能够充分自治，可以从容的面对政府危机；能够在此危机中继续自由自我自发自为的生活?

社会分红：“国家将从投入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获得利润。它可以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消费者，将另一部分作为对社会的再投资”——詹姆斯 米德《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 我们能否建立一个可以实现社会分红的政府，以及需要一场怎样的社会革新？

国家如何做：在政治建设方面还权于民，不仅要受到社会监督，而且要充分放权；在经济建设方面还利于民，政府不再身兼运动员和裁判员、与民争利；在社会建设方面允许社会成员充分自治和自组织，视社会组织为政府组织之必要救济；在文化建设方面赋予社会充分的创造自由。

契约型国家：政治权力能够在公民间平等的分配。政府及其组成人员只是民众授权的社会管理者，管理者并不固定地来自某一集团，必须不断面对民众定期及不定期的问责。政治动力学上的分析表明，在契约型国家，政府系统将不断趋于公正、高效、透明和廉洁。

爱国主义：国家只是全体国民缔约产生的一个组织，是国民用以谋求幸福生活的工具。“国家之上主义”悖谬的悲剧性在于，为了使整个社会可以生活的更好，人们建立了作为一种手段的国家，但是国家随即盘踞于社会之上，反而使社会不得不开始为国家而存在；同样糟糕的是，谋求同质化的国家必将压垮那些保持特立独行的个人或小群体。（奥尔特加 加赛特《大众的反叛》）爱国的当务之急是爱国民。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英雄”集团，而是在一个更开放的环境下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见解，能够人尽其才，能够在他们拥抱世界时不被“英雄集团”的推崇者们动辄列上“汉奸排行榜”。

思想解放：其一、个体层面，解决思想自由的问题；其二、对制度环境的改善，解决表达自由的问题。（其一、具备独立人格；其二、创造传播思想的公共空间）

第二章 经济与社会

*由于中国的经济基本上是受控于国家权力的，这里的主要缘由还是国家。这一章主要讲述了目前各种由于权力失控造成经济上的不公现象。

财富的非正常流转：（例）

中国在经济暴利和政绩的诱惑下展开的圈地运动。一些地方为了扩大招商，滥征，强征农民集体土地，或者通过压低补偿标准，拖欠、截留、挪用土地补偿安置费等完成权利力寻租，与一些地方政府获得高额土地出让金形成鲜明对比。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金所获得的净收益多是“取之于农，用之于城”。

国企改革期间直接用政治权力将国有资产划拨给内部人并一步到位地实现管理者控股（MBO）。由官员控制并经营着的公共财产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搞私有化则很容易变成权贵私有化，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不能说了算，权贵或官僚才是最终说了算的集团（即 权贵资本主义 ）。

拥有垄断优势的国企用这种垄断扼杀了国人创业和竞争的起点公平。垄断将社会不断分化为房奴和房主，使绝大数人不得不为天价疲于奔命。

《反垄断法》一方面表现为具体细节粗陋，另一方面反垄断的执行机构又是政府部门，没有更多强调司法的功能，没有为企业与政府的博弈留下更多空间。

国有企业追逐上市，一些政府部门和上市公司结成利益共同体，等股票价格上涨起来通过抛售凭空大发横财，却不顾股市萧条时的中小股民。政府允许那些资质不良的公司上市圈钱，却又要通过打压股市等方式让股民赔钱为垃圾公司挤泡沫，让社会承担企业的业绩风险和政府的政策风险。

慈善：慈善被视为市场分配、政府分配外的第三次分配。可效仿美国可以通过捐款或事实物捐助来抵税的政策，实际上也相当于将原属于政府的财富分配权力交还给社会。-->以及浅谈中国的报恩文化

第三章 物权与税权

物权用于确定哪些财产属于公民，税权用于商定公民为购买政府提供的服务理应支付的价格。

物权：

住所强拆、偷袭毁地的现象即是对公民的物权不尊重的表现。

民法的立法价值取向，分为规范民事活动和规定民事权利。前者是以国家限制为立法方针，防止私权过分庞大；后者则给私权以充分的发展余地，保护并促进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发展。

土地所有权是一切权利的根本。房屋的最大风险并不在于不受国家政策保护，而是在于可能遭受国家行为的侵害。与此相关的法律背景是，2009年春新的《土地管理法》修订案征求意见稿从“无偿自动续期”变成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动续期”。

农民一旦有了所有权就会发生土地兼并，就会产生无地农民，所谓市场推动造成两级分化。对此的驳斥：一个人有钱了会乱花掉，但是目前农民丢失土地的主要原因却是行政垄断部门的“权力市场化”（圈地运动），把钱财委托给了不可靠的人代为保管岂不是更糟糕。当人们群起呼吁“必须保卫土地”时，只有他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才谈得上誓死保卫什么。

税权：

税收既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获得的报酬，也是公民购买政府服务的价格，而税收负担的高低则主要取决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从这方面来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是一种利益交换、平等互惠的关系。而目前政府有权自定税收章程，就等于承认了政府对纳税人的财产权拥有支配权，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宪法所规定的纳税人对合法的个人财产享有的所有权。事实上中国的总税收中个人所得税只占7%，其余的93%是没有说清楚的从人民手中获取的税收。

中国目前开放的二十多个税种，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的仅有3个，税收行政法规没有明确授权。宪法上也没有对纳税人权利的规定。

第四章 从自由到民主

*这一章主要讲述了实质上公民自由的来往各个地区的重要意义；中国在实现民主进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而对民主的优劣以及必要性的探讨、对当前宪政的现状评述、要求和期待。

城乡隔离：1954年中国颁布实施第一步宪法，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然而，1956年、19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连续颁发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1958年1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中国的市场竞争力，来源于中国的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权”——秦晖

宪政和民主的关系：政治学家布隆代尔认为，宪政和民主实际上代表了对人类两种天性的防范与弘扬。宪政所面对的是人性悲观的一面、恶的一面，宪政的目的就是通过制度建设约束人类。相反，民主所面对的则是人性乐观的一面、善的一面，民主主义者相信通过民主参与人类将拥有美好未来。

无论实行怎样一种制度，国家必须捍卫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西方民主国家不会因为左派和右派的相互攻击和拆台而分崩离析，便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底线。 而在一个权力失禁、公民无声的无底线社会里，一切皆有可能发生。

法律：权力是“法无授权即禁止”，权利是“法无禁止即自由”。对权力最有力的约束，对社会最有力的保障，莫过于可兑现的法治。

第五章 开放的传统

*孔子、国学、以及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有关只提倡孔子一人的局限，历史上很多有思想的人物，国学的迷思（任何一个国家只可能通过知识寻求解放，而不是通过国学寻求解放），胡适的相关思想和当前中国进程的合拍之处。

 附原书中的一个问题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