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印象2 关于宗教

遇到一张写着“无论你有什么困难，欢迎来找我们相谈”的宣传单，认真看完大字之后看最下面的地址，会写着“xx地址的xx教会”。

遇到一个连日语的基础都没法好好说我一度怀疑她究竟如何能够在日本生活的中国女性。聊过之后会很热心的带给我她做的吃的东西并且不要我还，后来主动找我聊了基督教。最后一次聊天是我向她表示我无法信仰基督教。

遇到一个超级好超级关心学生的班主任（语言学校），上课的时候和我们说过她的哥哥去世了之后，她一直陷入了悲伤之中，因为遇到了基督教才开始了新的人生的故事。

遇到一家每周日都会免费提供一顿午饭的新教教会，基本来者不拒，有些人甚至是一声不吭来了就吃吃完就走。而且还会邀请日本学生来和我们这些留学生交流。

在这期间，看《CrimsonClan》（某日本游戏）的时候，发现里面一个为了拯救世人的骑士团组织就是教会作为依托，整体是一个非常正面的道德高尚的形象。然后我就在想，我曾经所理解的“宗教”一词是不是太片面了呢？或许如同中国里“宗教”近似于“迷信”的概念，日本里“宗教”却近似于“一群拥有崇高希望的人们建立的团体”。

而这种“崇高希望”的说法起源是我曾经在国内遇到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室友的谈话的我个人总结。他说他不喜欢世人争相为了钱权奋斗的样子，不喜欢勾心斗角的环境。而他所在的小团体，不会有谁会嫌弃谁，而是可以相互关爱，相互帮助。这在我看来，就是一群人拥有了一个共同的不同于世俗的普通人的道德理想，并且都愿意去维护它，都愿意以自己的这个圈子为重。

当时其实还觉得有些遗憾，因为我默认除了宗教，还有其他的圈子也会具有相同的特征。而现在的我却不会为了他最先结识的是宗教而遗憾。他所找到的是他想要的生活，无论是宗教还是其他，都应当被平等对待。

当然普通人，尤其是目前国内的主流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断然是不会去信仰宗教的，不仅如此，应当会怀有天然的抵触之情。而其实就算是这样的人也会有信仰的契机。这不是我之前在国内和一个线下活动主持者聊的时候，他说的不知不觉的就信了的那个理由（他的说法具体一点就是，在之后归国之后，看到教堂的灯光和音乐就会想起当时的经历，然后会不知不觉在心中响起“神”的声音，然后就信了），而是，“尽人事听天命”中的那个“天命”。当一个人遇到挫折的时候，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有能够跨越过去的能力——他已经求助了可以求助的人，已经用尽了一切的办法，之后逐渐绝望。这个时候还能够做什么呢，这个时候为了让自己不放弃还可以求助谁呢？那就是神吧。在煎熬中等待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自己的情绪波动也会让原本也许有点希望的事情变得更加无能为力，而祷告可以减缓这种压力，甚至还能补充不断流失的希望。

人之所以能够活下去就是对他所能接触到的被他称之为世界的部分没有完全丧失希望吧。而神，是可以超越这个人所认知的世界的全部的存在。所以哪怕他所能接触到的世界的全部都绝望了，只要他相信神，他就可以依然抓住什么让他继续活下去，继续度过困境，然后迎来可能的生活的转机。

所以我需要对我曾经的不当陈述道歉。那些骗钱的东西，不是因为它们是宗教，所以骗钱，而是它们本身就是骗子。宗教有很多种宗教，不是只能够限定古代流传至今的那几种而一味否定新的宗教，也不能否定宗教中也有一部分是骗人钱财的。与其说讨论宗教这种总称到底是好是坏，不如说这和讨论人性是好是坏没什么区别。

最后，愿每个人都可以在走向未来的道路上变得更加幸福。

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区别

个人理解，求指正。

民族主义是围绕“民族”建构的体系，是一个有限的与拥有主权的想象共同体。民族这个共同体拥有自己的边界。属于自己民族和属于其他民族之间的对立产生了排他性。

民粹主义是围绕“人民”建构的体系，以底层“人民”与高高在上的“精英”对立的二元分野来界定政治共同体边界。而其中“人民”道德高尚，“精英”道德堕落。反义词为精英主义。实际上的排外性不一定是排除“精英”，而是排除“人民”的敌人。即，凡是人民的就是好的，凡是敌人的就是坏的。

从以上的意义来说，这两个词有时可以指代同一件事情，比如如果普通民众认为要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来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那么这既是民族主义，也是民粹主义。然而一般意义上，民族主义在中国作为褒义词（或者近年来有爱国主义做对比从而有贬义词倾向），主要限定为与民族利益相关的情感或行为，而民粹主义在中国作为贬义词，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行为的描述，将人民的利益抽象并共有化（也会空洞化），从而达到可能的政治意图。

延伸到具体例。中国近代所宣传的民族主义，分为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包括各个少数民族，大家一起称为中华民族）和孙中山等人的“同一民族”（只有汉族）的区别。在孙中山等革命派向民众宣传“反清复明/复仇”等口号时得到了大量响应并因此产生了辛亥革命，就是利用了汉族人对满族的仇恨，即汉族和满族之间产生了对立。后来孙中山等关于民族主义的理念向梁启超趋同。在中国成立之后，产生了从“国民”转向“人民”的叙事形式。即出现了“虽然拥有国籍的人一律都是国民，但是国民之内也会存在人民的敌人”的理论（而谁是“人民”谁是“人民的敌人”，这根据状况由共产党决定）。以这种理论观点作为基础，产生的文化大革命等事件，可以看作是民粹主义。

参考：

https://www.wenaikong.com/30645.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160.html

https://www.academia.edu/38135596/2019-%E9%A9%AC%E5%8D%8E%E7%81%B5_%E4%BD%95%E8%B0%93_%E6%B0%91%E7%B2%B9%E4%B8%BB%E4%B9%89_%E4%B8%80%E4%B8%AA%E6%9C%80%E4%BD%8E%E9%99%90%E5%BA%A6%E7%9A%84%E5%AE%9A%E4%B9%89_What_is_Populism_A_Minimal_Definition_.pdf

举报作为“武器”

 
最近豆瓣里挂“恨国蛆”的文章，里面就写着呼吁一起去举报某某账号，因为某某账号发表了某些和政治相关的言论。然后有人将这帖子整体挂出来表示发帖人是“粉蛆”，在这个新文章的评论下方，依旧有要去举报对方的声讨。

言论不和的两方，个人以为最佳的方式是陈述观点然后回溯到根本差异点，然后相互理解就此打住，毕竟一旦上升到意识形态，就不存在绝对的对与否。也就是说，目标是求同存异。然而现实中常见的却是从个人开始到祖宗的骂战。而现在相互的骂战却转为相互举报。通过举报，至少可以让这条言论消失，有时候甚至可以让整个账号的消失。

 
为什么会转为举报？最明显的理由就是，举报是有效且符合规范的。有效就不用说了，而符合规范这点值得深究。因为对方说了一句让你不快或者让你觉得反政府反社会等等，从而你希望对方可以得到一点苦头。把人打一顿可能会面临法律风险，在平台的辱骂也可能会遭到对方的举报而让自己蒙受损失。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参考可举报范围的条款，然后按照这种规范行事。这样，自己还可以站在一个有法可依的平台上，避免不必要的危险。

实际上，我个人默认大众没有去考虑“法律是否是正确的”或者“恶法非法”这种问题的闲暇。他们所相信的不过是法律在他们觉得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可以使用的工具，或者，满足情绪的表述为，实现自己所认为的“正义（或者良善）”的工具。

善用这样的工具，以及最近“外国人永居条例“时的向官方网站的信箱写信表达意见，都是一种在试图用合理方式去表达自己诉求的行为。这也是在网络时代才会有的转变。只是如果出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无法通过正规途径满足的时候，比如深圳佳士事件这样的悲剧就可能会发生。当然，根据幸存者偏差，只要自己或自己身边没有人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就不会考虑它发生的可能性。即信任有法可依的依然会是大多数。

一种观点是批评目前的举报相关条例的问题，即可举报范围不断扩大从而侵害了言论自由。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种人们愿意以规范来解决问题的正向态度。而且举报的有效性加强了这种正向态度。

只是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这种规范超出了工具的认知，而成为了一种依赖会如何呢？即，大众十分地信任一种名为“官方”的审判结果。在最近的各种“辱华”事件中，拉出各种官媒的言论作为论证（比如小英雄辱华的言论下的评论，可见到“共青团都说了XXX”之类），以及在新冠时期官媒所发布的一系列辟谣消息。都在加强这种对权威的信任感。那么，在对政治言论的举报之后，举报成功这种消息无疑是在暗示，以后这种言论都不被官方（权威）认可。而自己的想法有官方作为后台，就越发的确证了它的正义性。

当然实际上，官方或者权威认为是正义的事情，群众就将它当作是正义，无疑也是危险的。想想纳粹或者文革就能明白。而这种不断通过举报产生的对官方正义的依赖，只是不断地在将通过自己判断改成了通过他人代替自己判断。而失去了自我思考能力的群众，正是极权主义得以稳固的基石。

食の共通性（日常）

前几天去吃了ベトナム料理，味道非常好，同时有一瞬间感觉好像在吃中国菜一样。当然需要区别的用词是中国菜和日本っぽい中華料理。

这是中午套餐的样式：

这是晚上单点的样式：

那时候我就在想，一个国家的食物，真的会和另一个国家的食物有很大不同吗？

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代表食物，就好像可以用食物把不同的国家给硬生生的区别开来。然后深入人心的就是中国地大物博所以做菜材料丰富口味多种，而外国却十分单一无趣的特征。而媒体中也喜欢报导外国人对中国食物喜爱，通过这样的报导也在不断地加深“中国菜很好”这种印象吧。只是这种评判中，隐约带着一种对于自己菜系的赞扬，和对外国菜系的不屑一顾。

就比如，日语课上老师问中国菜和日本菜的区别的时候，大家异口同声的回答，中国菜的品种多，老师问还有其他的吗，于是大家异口同声的回答，中国菜用的调味料也多。

然而实际上考虑一个国外国家的时候，一个国家真的就只有几种代表吗，他们不会有和另一个国家相似的菜系吗？人们看起来从来不会往这方面去考虑。通过国家之别，人们更容易发现相异，而不是相同。似乎借由这个区分，可以更好的理解对方是哪国人，而自己又是哪国人。

在日本的学生们大多会想念在中国的食物，当然不止是食物，还有除此之外更多的差异，以此说明“越在国外越爱国”的经验。仿佛对中国的美食，或者说生活的喜爱可以代表着对中国的爱。只是这种对物质的喜好能否上升到一种爱国主义的高度还是有待商榷的。

日语课上的课文《食の共通性》，讲的是虽然各个国家的食物不一样，但是通过与食物相关的活动可以将不同的文化的人联系在一起。人们通过一起做饭加深联系，通过送给他人食物表达自己的心情，通过一起进食分享快乐。只是在现在看来，它本可以深入到寻找不同国家的食物的相似关系上。本身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都是可以相通的，可以说人没有什么不同，亦不会因为给他加上的一个国籍就可以有所不同，人与人在交流的时候，如果可以摒弃国家之别，通过食物之间的相似，理解到人的相似，便是相互之间加深关系的一大进步吧。

TOP LEAGUE/最强联盟

全篇所述的主要剧情就是记者搜集证据最后报导出政党接收不正献金的真相的故事。

主角的新闻记者松冈，因为自身的正义感，想要发表揭露民进党的丑闻，查到最后，却证明不了和官房长官近藤的关系。同时由于自己和妻子都是新闻工作者，自己的女儿生病或者出什么事之后就会很辛苦。于是当松冈想要直接采访近藤希望能够逼他说出真相的时候，近藤便提出给与育儿政策1000万的资金并会在下一次议会的时候落实。同时，松冈接到了自己妻子的电话，说女儿在外面玩的时候被他人推了一把导致脚骨折进了医院。也许育儿政策不算什么能够动摇松冈的大事，但是却突然被告知自己的女儿经受危险的威胁。

近藤说你的选择来决定。应该选什么呢？能够选什么呢？ 松冈选择了后者。那一瞬间我以为或许是暂时的妥协之后还会继续自己想做的事情，然而，然后就是“5年后”。5年后的松冈，从他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他已经升职到了他原本的部长阿久津的位置，靠着从近藤那里源源不断提供的独家新闻，得到旁人艳羡的目光。

正义是无法单独存在的，尤其是当它需要搭上自己的生活才能实现的时候。真现实。相比于刚开始松冈进入政治部的时候会想着要报导真相不同，新闻记者就应当用真相作为武器战斗吗，就已经成为了疑问句吧。而现实是，那些为了追求真相于是跌进了深渊同时导致家人孩子无法享受正常生活的人们，依然存在在新闻中岁月静好的另一边吧。而对于一般人而言，哪有人能够真正抛下一切去贯彻自己的理想呢，除非他一无所有。但是现实中，哪有那么多人真的一无所有呢？

然而松冈做出决定的那一瞬间是并不能彻底的改变一个人的。松冈仍然不希望其他人走向和自己一样的道路，他心里那种隐藏起来的善意在遇到了一个和他曾经很像的正义感很强的新职员的时候展露无遗。他不希望那个人和政治牵扯过深，而同时，却又深深的感到在政治能够操控的事情面前，自己是多么无力。这种矛盾交织在自己心里，让松冈感受到痛苦。而无法贸然改变为了自己的家庭的自己5年前的决定，让松冈想做什么却无能为力。

而曾经为了发表那个民进党新闻的伙伴，却在劝说松冈发表，而松冈却反过来劝说她忘了这件事。以及松冈的妻子，也想要松冈回到5年前那种充满振奋的精神状态，因为现在的松冈明显是不快乐的。哪怕拥有外人羡慕的工作地位，其中的痛苦也只有自己知道。其实松冈明白，已经回不去了。他深深地感受到只有远离政治才可以活在一种轻松惬意的状态，也一直希望事情就在自己这里终了。所以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让周围的人都安稳的活下去吧。

而促使他再次开启这件事情的转机，是曾经为了发表那个民进党新闻的时候合作的警察还没有放弃，查到了松冈的背景，发现松冈的父亲死于曾经运送黑钱的那个时候的交通事故。而那时候真的是交通事故吗，那时候驾驶车辆的高龄老人的儿子欠了3千万巨款，而在交通事故之后就突然还上了。于是松冈为了查明自己父亲死亡的真相，再次选择去调查民进党的黑钱。

但其实这样的转机，已经失去了之前那种纯粹为了真相而发声的热血。现实中父子两人卷进同一件事情的概率有多大呢？而松冈如果没有这个直接导火索，不就仍然沉浸在深深的压抑之中吗？然而这种契机完成了松冈行为的转向，甚至因为正好呼应了松冈压抑了5年的想要查明真相的感情，而让松冈变得更加充满干劲。

调查的最后，松冈等人发觉线索断了，却得到了一个更加重大的情报，这件事情在几年前有另一个人来查过，并且已经弄清楚了，而那个人，是阿久津。而阿久津那时候却是用民进党的这份资料和民进党勾结，换取了新闻社长期的独家新闻。于是松冈愤怒的和阿久津说，新闻记者的武器不就应该是真相吗。

当警方想问话阿久津的时候，近藤事先和阿久津说，希望他不要去，不仅如此，希望他自杀之后不要给他人添麻烦。而被逼到这时的阿久津想到了松冈的那句话，就把自己的调查资料给了松冈，并附赠了一句话“让我看看你用真相作为武器可以战斗到什么地步”。然而自杀这个剧情，让我觉得十分突兀。为什么近藤要将阿久津逼到这里，为什么不能协助他逃跑什么的或者其他的方式解决问题？以及如果觉得这个时候阿久津非死不可，为什么要告诉他而不是暗中解决呢？也许是因为时间不够，至少这里的处理不太满意。

而当松冈拿到这本调查资料的时候，也就把真相写出来，故事就结束了。而此时更重要的是，脱离了和政治中重要人物的深入关系，究竟该如何写出政治新闻呢？阿久津那句你还能走多远，比起发出真相这件事，更重要的是，大和新闻社的政治新闻组，还能通过什么方式去超越其他的新闻社，还能怎样确保自己的优势地位呢？而这些，影片中并没有给出答案。

同时，还有松冈最后拿着阿久津的资料去问近藤的时候。近藤说，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维持政权的稳定。只有政权稳定，政治家才可以尽力去做政治家该做的事情，而不是为了选举，不断讨好民意去改变政策。所以，为了政权的稳定，近藤愿意承担这份肮脏的差事。而这是否和一党专政的制度的想法正好合拍呢？民主是好的制度吗？日本的民主制度之下，仍然存在官商勾结的现象。还是说民主其实也不能一概而论呢？

最后，还好是HE，不然很可能会加重我的政治性抑郁。。。

科学小飞侠Crowds

这部动画有着不同于它那幼稚的名字一般的深刻内涵。

累说：这个世界过于复杂了，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不能依靠英雄和领袖，如果每一个人不改变想法，不站起来行动，世界永远不能升级。

于是累希望通过自己创建的程式，让大家形成他人遇难时能够自愿帮助他人的氛围。然而，这种理想太美好了。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这么想的。

然而累仍然借助了外星人的力量，并且他把这种力量分给了他认为有着同样理想的人们。可是却发现他相信的人中，有这样一种想法，他们认为自己是更加优秀的被选中的英雄，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同和赞赏。这就与累希望人们无偿的奉献的价值观相违背，累并不希望他们因为帮助了他人就要索取什么，同时害怕他们会借助力量做一些坏事，于是累和那些人决裂了。

总归会有和自己想法不一样的人，总归是不能够让所有人都抱有和自己一样的美好愿望。而本能的反应就是将这些人拒之门外吧。而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如何达成自己想要实现的世界的样子，就成了更加困难的课题。其实那些人们最后想要达成的事情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或是在主角想要达成的事项之中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由于累发现那个外星人实际上在制造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于是累更加希望将来可以不用这份外星人的力量，仅是靠人与人之间的自发力量去实现这样一个相互帮助的世界。然而实际上，总会有一些仅仅靠人们自身无法去完全应对的天灾和人祸，这就是另一个矛盾点。

而最后，也只有接纳了可以获得的力量，然后创造一套更适合当前人们各自需要的规则，才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加和谐吧。并且这种和谐和伊藤计划的《和谐》并不一样，这并不需要人们都想的一样， 甚至一些人们都不需要意识到自己在为了累想达到的一个伟大梦想而努力，只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罢了。

其实结局仍然非常的理想主义，然而现在的我不同于刚开始看《东之伊甸》的时候会感动于这种理想主义。但是这仍然是作者想刻画的一种人们靠着自己的努力有可能实现的梦想吧。对我来说，也是让自己可以更加去认清现实，从而开拓一种可能性的希望吧。

声音的界限

从某次小组讨论“环境噪音”而想到的——

坐电车的时候，首都圈的线路也许感觉不到，越往地方越发安静。也许是中央与地方的区别，也许是中央的外国人太多于是形成了另一种氛围。但不管怎么说，似乎大家会有一种共识，不打扰到其他人是更好的。

就比如，想安静的看口袋书的时候，在旁边那个人总是在整理东西用塑料袋弄出声响，很烦人吧。想闭目养神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婴儿的哭泣声，会惊吓到吧。这种时候，要怎么办才好呢？更进一步，应该制定一个规则，在车上不能发出什么声音吗？看起来这样大家就都可以受惠了，但是什么声音应该被禁止什么声音却禁止不了总是存在争议的。假如说，大家的确都可以遵守这样的规则，于是这样的规则开始执行了，那么没有体验过这些声音的下一辈，又或者是在这样的比较安静的环境中生活了比较长时间的人们，就会觉得那些之前没有注意到的更加微小的声音开始刺耳，需要再把那些声音禁止掉吗？如果再把那些声音禁止掉，从此往复，那就会形成一个完全没有声音的环境。

人要多么小心翼翼，才能不发出一点声音呢？又或者反过来说，人要在这样几乎不敢发出任何声音的环境下生活，需要多么小心翼翼呢？而这种小心翼翼导致的神经紧绷，如何发泄呢？一个日本人回答说，去唱歌吧。在这么一瞬间，我突然理解了日本人为什么这么需要卡拉OK，为什么喜欢在居酒屋中喝完酒开始发泄。不仅仅是电车吧，在生活上的方方面面，都会注意到“不要给他人添麻烦”的日本人，总会因为过于小心翼翼，于是压抑着自己本来想说想做想展现的东西，努力地变得像一个模板里刻出来的拥有着最佳的“礼仪”的人一样。而达成这样的“标准”人设，也是会有代价的吧。一个地方的压抑需要另一个地方的释放。反而因为存在周五居酒屋这样哪怕变成神经病都没有人管你的把酒言欢的场所，才会导致平时更加卖力地成为一个“标准”的人设。这也是一些在日本生活过的中国人产生了日本人无法交心的印象的原因吧——平时的日本人，因为活的不是他自己的样子，所以没有那么真实。

于是，这种滚雪球一样不断地为了不添麻烦而禁止的行为，让我感到了一丝丝害怕。一旦有了一个人想要设立一个禁止的规则，大家选择默认他的合理性，那么就会导致之后的规则因为有了先例而更加顺理成章。而这其中，总会担心缺少了一个限度。塑料袋的声音很吵，那金属碰撞的声音呢，拉拉链的声音呢。而反过来去想，何必呢？如果这些声音都存在，真的有那么干扰人吗？就比如曾经的绿皮火车的宽容。我能看到这是日本人想去实现的文化，也是一部分中国人想去实现的文化（或者他们更希望把这个叫做文明礼仪），而在我看来，那种喧闹的干什么都可以的绿皮火车也是一种文化，哪一种更好？无法判断。是在这个环境中过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同时给他人添了麻烦但是因为他人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体谅了这个人给自己添的麻烦更好，还是在这个环境中大家都宁愿忍着不去做自己想做的可能会给他人添麻烦的事情然后憋着都没有给他人添麻烦更好？每一个群体都会有他们自己的选择吧。换句话说，如果这个群体的选择不适合你，那么比起道德批判谁高谁下，不如换一个群体更加舒适。

而我偏向于，通过冲突，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吧。有另一个例子，大学宿舍里常见的矛盾，一个室友A想睡觉，但是同时另一个室友B在打游戏。一般的认为都是，睡觉比打游戏更重要。但是，为什么不可以认为，打游戏比睡觉更重要呢？换成更加中肯的一对就是，A想安静地呆着，并不一定是想睡觉，也不一定是想学习，还可能是想娱乐比如下象棋什么于是需要安静地动脑，而B想唱歌，此时此刻想唱歌，也并不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悲伤的事情一定要发泄，但是就是突然有一种冲动想要唱歌。这种情况又如何呢？我是无法去评判这种时候就是谁一定要做什么就是比另一个人做什么要更值得的。因为实际上，比起哪一个人的行为更值得去做，更加重要的不应该是，这种情况下两个室友应该如何相处的问题吗，也就是协商。这一次因为B知道A需要安静所以B决定去卡拉OK，下一次因为A知道B想唱歌所以A决定去图书馆。虽然实际执行起来的确是挺困难的吧，但是如果不尝试去理解对方之后解决问题，只是靠规则的强制性，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会变得生疏和虚伪吧。

有些遗憾的是，现在似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愿意花很多时间去关心他人的事情，而是只顾着自己没有失去利益就好，就比如如今大城市的形成和伴随着这种进程的人与人之间疏离感的产生。没有人们去参与的制度形成总会有变得越来越离谱的可能性，而能够选择向哪个方向发展的，就只有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情感的连接吧。